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事业蓬勃发展，我国运动员在世界大赛和奥运会中，获得了不少世界冠军和奥运冠军称号，在世界竞技体坛上已经占有一席之地。与之相应地，我国的体育科学与运动医学学科在国际交往中也空前活跃。

在这种国际学术交流的大潮中，我们研究所也积极参与，以获取最新信息，并把我们的研究成果推向国际讲坛。我有幸由我所或其它体育组织的派遣，先后参加了多次国际学术会议，其中境外有10余次，多次是作为特邀报告者与会的，还参加了5次国际业务工作会议。在这些国际交流中，有一次经历特殊，使人难以忘怀。

那是1993年9月，在英国伦敦举行的世界第四届反兴奋剂大会，这次国际上最高层次的反兴奋剂会议，参加者多是各国奥委会的主席或秘书长，或是国家主管部门的高级官员，如北欧国家来的是教育次长，还有一部分是这方面的专家。

我国受到邀请的是中国奥委会秘书长魏纪中先生和国家体委运动医学研究所所长杨天乐教授。由于魏纪中在此同时要在国内主持另外一项活动，因此复电会议告假，会议回电称，如果你实在不能来，那么也可派人代表你来。就这样，我被选派代魏与会。会议接着又来电传说，中国代表将在会上有一个发言，经过商量，这个发言落在我身上。对此在行前做了些准备。

到达伦敦后，开幕前夕，会议秘书处通知，在大会开幕式上，一共有四个洲的代表发言，由中国代表亚洲发言。超过了原来的通知，我的讲话要升格了。

在开幕日上午，会议在伊丽莎白二世女王会议中心举行，出席会议的有近80个国家，200多名代表。开幕式上，英国安妮公主（国际奥委会委员、前任英国奥委会主席），首先致欢迎词，接着是四个洲的代表发言。

我虽然曾多次以学者身份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作过报告和主题报告，作为我国反兴奋剂委员会的成员，也参加过一些国际会议的发言和讨论，但是在这么正式的国际场合，在英国公主、国际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主席－比利时梅罗德亲王等众多显要人物出席的情况下，还有，其它发言者，如欧洲代表是英国，美洲代表是美国，非洲代表是南非。要知道那三个国家的代表都是用母语发言，而我要用非母语的英语讲。因此，还是感到有些压力。走上讲台后，台下灯光渐暗，聚光灯照射着我，数台摄像机也正对着我，英国的BBC广播公司在作现场实况转播呢。

肩负的使命督促着我，我也是有备而来的，按照我准备的讲稿，结合遥控按钮播出的幻灯片，我从容地阐述了我国奥委会和体育当局的反兴奋剂的方针和政策，近几年的反兴奋剂的检测情况，表明我国体育界将坚定地和国际上的同行一道，把反兴奋剂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和采取的对策。在规定的十几分钟内结束了我的发言，台下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泰国、日本、新加坡等国的同行向我握手，祝贺说你代表亚洲作了一个精彩的发言。杨天乐教授则风趣地说，讲得不错，中国学者在英国的公主面前作英语讲演的机会还是不多的啊！

在这里我要感谢《中国体育》英文版的编审刘振恺先生，他曾是我国2000年申奥报告的英文定稿者之一，请他帮助我对讲稿作了润色，使之行文流畅。

正当我感到完成此项重压，想放松一下之时，上午大会发言结束之际，会议新闻官通知我，要我马上出席记者招待会。我知道记者们出于本身的业务特点，是什么问题都敢提的，何况都是些外国记者呢。一场更严峻的考验就在前面，但是在此时我别无选择，只有迎着上。

到达记者招待会场时，大约有四、五十位记者出席，一部分人拿着录音机话筒、摄象机、照相机就拥上来了。一看在主席台上，受邀的代表，只有南非的奥委会主席和我，就知道情况不是太妙了。后来的发展果然如此。

新闻官致短词后，记者们就开始提问了，果然有明显的倾向性，记者们只向南非代表提了一两个问题，向我先后提了10个问题，有的是业务性的、技术性的不难回答，但其中也不乏有挑衅性的，对此，我也一一作出了解答。后来，在新闻官的一再说：“最后一个”的宣布下，散会。

记者的提问加总算是结束了，我也松了一口气。但是招待会的效果如何呢，这是我想要知道的。从各方面的反映看，大概还算可以。一是新闻官在会时，面带微笑地对我说“Well done”（完成的好）。我想招待会要是开得不愉快，她作为东道主也会有一份责任，二是杨天乐教授对我说“讲得不错，记者的问题就是用中文回答起来都是不容易的，何况是用英文的即席回答呢”。对此我也很感激杨教授在现场对我的支持和鼓励。三是第二天新闻官送来的一套剪报，英国的所有大报，如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卫报等，都报道了大会的消息，其中都有相当的篇幅登载我的发言，我们认真的阅读，没有发现其中有什么挑剔的言论，这才使我放下心来。

有个问题我一直感到有些纳闷，这就是开幕式上有四个洲的代表发言，而出席记者招待会的只有两个，是不是那两个洲的代表他们接触记者的机会较多，而把这难得的机遇交给亚、非两洲的代表呢。我百思未得其解，想起了我在讲话中有这么一段：“反兴奋剂是个国际范围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我们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士聚集在这里探讨我们共同的任务，中国的体育界将为此作出坚持不懈的努力。”

会议的当天晚上，我们应邀参加了大会组织的在泰晤士河上的泛舟夜游，我们来自亚洲地区的代表聚集在相邻的两桌，即有新朋也有老友，大家尽兴交流，谈笑风生，相互邀集合影留念。游艇很大，上下两装载了会议代表及工作人员三百多人还显得较宽敞，河水有节奏地拍击着船舷，两岸闪烁的灯光向后掠去，艇上的管弦乐队奏起了苏格兰民歌――友谊地久天长，在这悠扬的乐曲声中，游艇在徐徐前进，一个难忘的日子在轻松的气氛中结束了(笔者时任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委员)。

作者：翁庆章 离退休老干部